如果李清照身后这几个世纪以来的接受史有教会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这段历史展示了不同时段的不同群体，是如何熟练地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理念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去建构一个适合他们自我需要的‘李清照’。
在接触美国学者艾朗诺所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前，我未曾了解过“接受史”这个概念，通过此书，恍然大悟原来所谓“接受史”倒不如称为“塑造史”，近千年来时人对李清照这一形象不断的形塑与重构即透露出后世的社会、法律及文学史的状况。
倘或综述易安居士一生，书名“才女之累”（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未尝不是最好的概括，无数读者与评论家对其文学作品及个人生平的毁誉究其根本不过是出自于一个“才女”在男权社会的中国文坛的生不逢时却又注定流传后世。
不同于其他全本赏析易安词的著作，本书作者用大量的篇幅解读李清照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北宋到新中国各个时期文学评论家和精英阶层对于该人物的“接受与塑造”。
然而，正是此种剖析使得最后一章对于易安词的简单解读更为真实与深刻——了解易安接受史方知，主流观点对其的定义受明清沿袭的思想，绝大多数并未就词作本身进行分析，而是读者主观地通过学术话语操纵将理想中易安的形象放置于词作中进行自传体理解，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将平庸词作挂名于易安名下，仅为塑造符合当下社会风气的才女人设。
李清照创作初期，即使是北宋较为开放的文坛以及对嫠妇再嫁相对宽容的社会依然未曾吝啬对她的质疑与指摘。
作者表明，早期男评论家对于李清照的负面评价——包括明晃晃的冷嘲热讽，根本心态源于其身为女子而擅闯了男性掌控的文学领域。身为“才女”，前所未有地挑战了现有的社会和文学秩序，男权社会中被动的女性化身与人的充分主体性之间无法协调：一首诗怎么可能出自女子之口？。这一现象是足以与其作品本身的光辉相抵消的。从而他们的态度自“惊艳”转向了对此的“愤慨”，以品行为切入点开始对李清照进行煞有介事的抨击。
实则，此类心态放置今日、放置文坛之外的情况下亦是司空见惯。人们的私人主导领域被“异类”闯入后的陌生感和传统的颠覆往往会由自负而衍生敌意。并且，异类所创造的价值越是显著，尤其是堪堪将胜过传统主导之时，人们心中本能的反感与抵触便会愈加强烈。这即是为何易安居士的“才女之名”空前绝后，而伴随着承受的“才女之累”也无人能敌。
那么，彼时深知自己的作品备受质疑甚至敌视的她，是如何应对的呢？
通过李清照著名评论文章《词论》，可以看到一位颇有抱负的女词人所展开的对于个人身份以及整个词坛氛围的深入思索，我们不难感受其字里行间隐藏在“对当代词作家狂妄的指手画脚”背后意图与男词人一争高下的决心，以及对于摸索出另一种价值观的尝试。
我与作者同样对李清照在《词论》中以李八郎的故事开篇印象深刻，借以此她不仅委婉地影射了自己的尴尬处境，还不忘隐晦表达对主流男词人的鄙夷。而部分易安词中极具阳刚的写作风格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她意欲融入词坛的策略。
读书之时未曾推敲，文章写及此我偶然想起：李清照之不同于此前文坛中其他略有名气的才女，除却文学造诣外，更显著之处在于她没有对于女人写作的小心翼翼和自知不妥的低调，取而代之的是她明确地表现出了“欲与才子试比高”的野心。
李清照的“迷之自信”还体现在她格外强调词体文学的独立性，相较于男词人（包括彼时赫赫有名的许多大文人）企图把词抬高为正统文体，费心构建宋词的正统渊源——即所谓与汉赋唐诗相比肩，李清照格外满足于该文体独特的审美与文学属性。而这一行为，很显然出于李清照本人就是一位名门闺秀女词人的骄傲，没错，主流文坛视为劣势的性别在她本人看来正是针对“男子作闺音——宋词”的一种天赋型优势。
就以世人对词始终抱有的根本偏见而言——人们认为词缺乏男子气概，轻佻、任性、满是儿女之情。正在男词评家各位敏感想方设法为之争辩之时；李清照则格外从容，身为才女的她对于婉约的风格极为适应，是以得心应手未曾想过进行丝毫改变。
不知不觉就花了极大的篇幅概述并评价两宋时期李清照写作过程中的争议与自身所做的努力，实则作者在书中至此才堪堪写到了第二章，之后有更多的内容细细分析了历朝历代文人和社会对易安词的曲解与再定义。
然而在我看来，对易安词影响最大、以及若要深入研究，最主要的部分当属这一段矛盾纠葛和李清照个人表达出来的鲜明态度。书籍后续的大量内容只为矫正读者过往无意中被那些错误认知影响的观念，而当拨云见日后所寻觅到的正确认识，即在我上述文字中有所体现了。
两宋之后对于易安词的解读，首要一点是“明辨真伪”，许多对于李清照的学术研究甚至连真伪都未分辨，从而在分析过程中掺杂个人臆想，企图通过市面上鱼龙混杂的作品主观塑造出一个女词人的形象。
基础的真伪问题之外，最大的误区在于人们理所应当地将易安词作为一种“自传体”进行解读。诚然，这一行为是事出有因的，宋词的文学特性使之本来就往往会有一个“女主角”在其中，而男作者显然可以与词中的对象进行分离，与之相对的女作家则非也。尤其是当女词人形象带入使文学作品更加生动真实后，那些充满着闺怨和情趣的作品，试问谁人愿意放弃这一意淫的大好机会呢？
同时，另一缘由终究还是出于对于女子性别的偏见，人们不相信女人会像男人一样，单纯地为了文学进行创作，并且拥有着虚拟写作的能力。大家理所应当地认为女人写作是出于现实，仅仅是“日记般”没有技术含量地记录着自己的情感和生活。
本书作者就“自传体”表示，女性词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男读者的偷窥欲，这正体现了文学作品无形中与人心灵的亲密。该观点获得我附议的同时更使我惊觉文字的力量，为什么看到文字组成的诗词会使人联想而产生看到本人乃至更私密的情境的力量呢？
以上两个盲点（真伪难辨；自传体）相结合会造成一种使“词人生平”和“词人作品”来“相互印证”的一种最不靠谱的循环研究方式。人们开始把易安词放置在易安的人生经历中，这一错就彻底酿成了后来几百年浩浩荡荡的“自定义李清照”运动。
而明朝“才子佳人”情节的兴起，以及对于女子忠贞守节的愈加重视，导致李清照开始拥有了一个持续至今的身份、也是她创作一切作品的“初衷”——一位贤妻。
自明清开始，文坛开始否定李清照再嫁张汝舟的过程——实则我们可以从多角度证明该再嫁事件是存在的，且合理的——学者该行径首要目的显然是由于社会风气对女子守节的严苛要求不再同于两宋时期。他们需要维护这个古往今来最独特的“才女”形象，而不能让这位楷模性质的女人沾惹污点，对于当下女子造成非主流的领导。
彼时李清照成为道德楷模的意义甚至远远大于文学，1841年所修《济南府志》将李清照的传记从“文苑”移至“列女”，使我愤慨之余倍感可笑。
诚然，肯定其与赵明诚的躞蹀情深并非空穴来风，人们根据李清照本人所作的《金石录后序》中有关夫妻志趣相投的部分而加以拓展，认定李清照词作中所有女性化且倾诉离别苦思君情的内容皆是写给夫君赵明诚的。男读者将作品背后的故事复杂化，只为投合男性审美和彼时依赖男性的模式化女性形象。
从而，后世我们发现了许多以妻子闺怨为主题的平庸之作被归于易安居士名下，作者对此形容为“是我们希望赵妻李清照写出这样一个文章”。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时期的“李清照”近乎成为一个以易安居士为蓝本所独创的一个人物，时人在市面上搜寻符合该人设的作品使该角色更为丰满。
此外，将易安词看作自传体这一行为也有为词体文坛服务的客观因素所在。词永远逊于诗的原因在于，该文体的初衷由于出于表演需要而始终无法体现诗作中最为重要的“真挚”。
而李清照的作品——在以自传体解读的前提下——可以弥补男词人为女歌者写词所造成的缺陷。是以易安词得以因女作家的创作变得独树一帜，这种个性化解读使词坛的“阶级晋升”更有底气，也使明清时期的女词人格外有认同感。
易安居士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位为爱发电的忠贞烈女呢？诚然，我们不能矫枉过正地去主观否认李清照在婚姻中的忠诚或是质疑她对于赵明诚的痴情。但是至少客观来看，她的作品自有其掩盖在女子形象下的大气和巧思。
宋金合议前她写给韩其胄的两篇诗文以及“打马”博弈的词作中对于战情的影射，无一不体现了这位南宋才女嫠妇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同时，当我们不受以往接受史的影响，客观地赏析易安词中那些婉约作品时，我们也可以有不一样的发现。谈及易安词必绕不开的“愁”，又不同于其他作品中的事出有因，李清照的“愁”往往不言明理由，仿佛这种哀愁几乎是被强予的、不可避免的、不需要解释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感情流露会使人不由自主地与之共情，她毫不吝啬表达女性闺怨（无论是自传或是虚拟），这在彼时都是独树一帜的。哪怕是以诗词中极其常见的元宵为题材，李清照表达悲痛之时还会把这有限的个人主观情感升华为全体南渡北人困境的缩影。
到了五四时期，主流文学殿堂对于李清照的接纳和树立的缘由显而易见了，彼时社会和历史需要这样一位具有独创性的、风格无历时性共时性的作者；更需要的是在文坛中给女性一定地位——却又不能是过多的地位，是以仅仅足以容纳一位中华历史上的“才女”。
这是我首次接触到如此详尽且专业的文学理论书籍，也是阅读周期被我拖延最长的一本书——从高考前到大学开学后。三十余万字的著作客观来说极大改变了我自少女时期便自以为偶像的易安居士，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来概括这位女性知音实在是眼界狭小了。精读此书的收获也不仅限于对这位才女的透彻了解，自两宋到新中国各个时期文坛的性格与社会主流风向也可从此略知一二。
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客观意识到人之主观思想在研究过程中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乃至将“接受史”定义为“塑造史”的无奈现实。
“李清照的文化遗产屡屡遭受非议，其作品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和阐释，这些现象归根到底恰恰证明了李清照身为作家与个体的独一无二。”
在其身后数百年，精英文化的仲裁者才勉强接纳了女作家，而才女李清照在宋代就已经只身闯入文人圈，在没有女性文人团体支持的情况下，她显然屡遭质疑，处处碰壁，但仍以出众的才华证明了自己。
“历代男女读者对李清照文学的热情有增无减，并延续至今，这表明她的成就被世人所感知，尽管未曾被深入讨论。”
仅以此致敬一生深受才女之累的易安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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