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文章不同于以往的公众号——是相对即时性的阅后梳理与感悟——距离精读这本《中国历史精神》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之所以今日“新瓶装旧酒”，只因近日发现我竟从没整理过与自己最感兴趣的历史和传统相关的文字。
从而在一众书籍中选定这一本我认为最适宜的，并再次贯彻一下「酒酿白荔枝」的拿来主义，重新研读一次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精神的见解与讲演。
与君共勉。
关于钱穆先生，这位中国历史与国学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专家，书籍封皮上的简单介绍只能算是管中窥豹。
另有更著名的代表作如《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我也看过一些，但坦白说很多作品的深度与春秋笔法并不便于拿来拆解或者对初学者并非那么友好。
本文所讲《中国历史精神》之所以适宜，在于其内容严格意义上并不是钱穆先生的“书稿”，而是1951年春在台北应约的演讲，共分七次，后根据录音被人整理为七讲稿件，刊印成册。
目录：
第一讲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第二讲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第六讲 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第七讲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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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
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
第一讲的「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我个人认为是全书中最出彩的一部分，后文从不同角度而对中国历史进行的分析，其他史学大家也各有所长，甚而我并不敢说钱穆先生所言是最精准或独到的。
但是这一讲的内容是最具“钱氏风格”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最有裨益。故而此讲在本文所占篇幅最大，只愿可以尽详。
首先，定义“历史”的重要性是刻不容缓的。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类，而历史就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如数学与几何之于自然科学。
钱老将历史分为三个部分：
历史本身——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
历史知识——把人生以往一切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综合到几个可能到达的最高点；
历史材料——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
很多人以“历史”为“过去的事”，实则在人文科学的时间中，“过去”并没有过去，因为若过去了便不会有现在——书中以此举例“古埃及”“古罗马”是真正“过去”的事，而“古中国”并不存在。
同时，未来“已来”。
因为历史时间有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他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从而透过历史，一切可知是既定的。
既然历史事件是一种 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他必然有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又曰“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
看似拗口又混乱？不然。
可以理解为：
书中“有文化的民族有历史”是既定的命题。
「历史」「民族」「文化」三者在逻辑学里互为“必要非充分条件”，需要同时存在而构成我们片面印象中对任意其一的词汇理解。
又说“民族精神在民族的文化中体现，并形成了这个民族的历史”——而这个过程，正如我所想起来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学到的“螺旋上升”的过程——同时，还在某一层面上与书中我很爱的一句：“历史纷至沓来”的哲学意义共成一幅极具画面感的映像。
至于“历史生命”，钱老在书中强调其「变化」与「持久」的两个方面。
从而我们对历史的主观行为，则在于要「求其变」并「求其久」。达到“鉴古知今，究往穷来”的境界，也就做到了所谓“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了。
结合彼时（1951年）时代背景而言及中国本国历史，钱老的原话为：“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也可说最匮乏。…… 推翻旧历史未必能创造新生命……五千年历史，我们中国人对人生、对文化历史，本有极高的经验、甚深的讨厌。但却把外国人的话奉为圭臬。” ——读至此时我只觉何其可悲！今日之「今日」竟一如1951年之「今日」……
“中国现在学西方学不来，打倒原有中国文化历史也打不倒。所以仍需看自己，认识自己。”
1951年开的这一剂药方，或许在某些方面70年后的今日已在“服用”了，只我既不能又不可对此妄议，只以本章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表达希冀并对这一讲作结——
“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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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念不同，国家精神的政治体制不同。
国家与家庭一样，只是发挥人类最高文化和人类高尚的道德精神的机构。
开篇第一句：“如果政治有办法，此外许多问题也较有办法；政治问题不能有好解决，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阐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在这一讲多与西洋政治做对比，比如讲西洋是多统的政治（此为本质），而中国一直是一统的政治（此为精神）。
在中国历史，一统始终是常态，即使是偶尔在多统政治下，也始终还有一个要求一统的观念之存在——书中所举例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典型且少有的“分裂混乱”的时代，与此同时，亦要「南」「北」各有其统一的政权与大一统的趋势推进——此可见中国对于一统的政治格局不变的向往追求。
同时，相较于西方「国家」所代表的功利与唯物，中国的国家概念难脱《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观念——出发点是个人，终极点是天下——「家庭」和「国家」一样，只是发挥人类最高文化和人类高尚的道德精神的机构，是「个人」到「天下」过程中的两个歇脚站。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统一的、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分裂的、权力的、工具的——而正是取决于国家观念不同，国家精神的政治体制必然不同。
至于民权与政治，书中提到“自秦以后，中国政府是由人民直接参加而组成的，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现代人所谓的直接民权。”
记得初中就学到，有科举制度之后的中国社会（在客观意义上）是一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状态——后文会提到与之相关的流品社会。
至于总被不知者拿来与当下政治相比较诟病的“世袭”与“选举”，不仅此书中有谈及，从前看 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也已然讲到：
中国古代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兼之土地辽阔且交通不便，如何做到普遍民选？彼时，以血缘亲族为依据（此依据并非不可靠，有至关重要的受教育程度和格局背景）的“世袭制”，何尝不已然是对于统治阶层最为适宜的选举方式了。
“西洋人来中国，只看见清代。今天中国人不读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只随着西洋人说话。”
“中国政治的理论，不在恺撒，也不在上帝，而在学校和读书人。政府只是学术的护法者，中国传统向来主由学术来指导政治，绝非由政治来指导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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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和社会形态
士农工商的流品社会
论及经济，开篇第一句话就极为深刻：“经济在全部人生所占地位，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推人生及国运，亦然嘛！
中国社会乃由其他部分来领导经济，控制经济，而并不单纯的由问题来领导社会，控制社会。
前文我业已提到，中国的传统政治由学术主导，可见，虽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世规律，在华夏大地上，“上层建筑之于底层建设”的反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
按钱老惯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西方是实以经济为本的，而中国历史中经济并不占主导，因为中国贵族阶级是纯政治的。
欲谈经济，究极根本是社会构成。
很多人会空口说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社会”（如同秦统一后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流品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
所谓流品社会，即为“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可称为“四民社会”。
以流品社会为大前提，不同时代另有更细致的区别：
两汉社会，是郎吏社会；两晋南北朝，是门第社会；自唐以后，是科举社会——这都着眼在士这一流品之转变上来划分的。
汉武帝以后，社会上大可获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尽量自由的经营。
如《红楼梦》中黛玉之父林如海，官职就有一个“巡盐御史”，盐铁这两样在彼时最为重要的商品贸易，惯有“盐政”、“铁政”这种与政治直接相关联的名称与地位存在。
宋朝的商品经济萌芽，以及明末直接导致王朝覆灭的财政危机 钱老并未在这一讲中提到，想来内容确实不便三言两语以演讲的方式阐明。
但就中国历史的经济问题而言，我认为这两段关键时刻都是深有可考的，若有兴趣，各位不妨找来一读。
但说起宋明的高度繁荣的经济，和其似乎未为社会转型与发展带来根本推动力的原因，钱老倒是给出了解答：
中国始终把文化根苗寄托在农村，不让财富集中到城市，工商资产始终受节制，求其与农村经济保持一有宽度的均衡状态，诚然影响了实用科学之发达，物质文明也始终在西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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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国防心理，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
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
国防紧跟着经济讲，是极为明智的。
书中在前文有说到：中国的传统哲学是“国防求能做到不被人侵略，经济求能发展到一般生活没有问题。到此为先。却不许继续无限地向前。”
是不是很中庸？很China？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战争），敌人就是一切危害到我们农业文化社会稳定的因素：古代农业文化之最大敌人即为游牧文化，近代农业文化的最大敌人则是商业文化。
纵观历史上的战争，往往就是四个字“开塞出击”，正因为这种中原王朝独有且很严峻的战争形势，是一种充满冒险性的孤军深入战，所以是可胜而不可败的——败的代价不仅仅是劳民伤财。
但是为什么自秦汉至明清，“塞外出击”总是连续不断，永无宁日？——“塞外立功经过十年或几十年的惨淡经营，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由于物产气候关系限制，不能长期占领，中国内地的农业文化和农村生活无法移植。大军凯旋之后数十年塞外游牧人获得休养生息，潜滋暗长，新的力量又在又在无形中崛起。”
所以，匈奴完了有鲜卑，鲜卑完了有突厥，突厥完了有契丹，以后又有金，有蒙古，有满洲。
然而，中国军人之富有攻击性，极富于防御性，即使有强敌入侵也展现尽致：
强悍如蒙古，西侵之时如秋风扫落叶般所向披靡，也全然没有到中国来时那般节节受阻，可见蒙古人所遇最强韧的大敌，还是中国——别忘了，那是历史上至今被后人嘲讽武力值的“弱宋”。
至于满族入侵之时，真实史料所记载，明兵铁甲锈烂农民当兵，这是钱老所称一个和平文化的社会，发展到百年以上不见兵戈后所不易避免的。
并且，明王朝的崩溃与清兵的顺利入关，根本原因与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并不在于“明清交战”的胜败，而是太多国内主客观因素一统导致的结果。
独属中国国防方面的另一特点，是最得体的心态与精神。
“胜利了适可而止，失败了不屈不挠。” 中国人的理智用在，胜利时，情感用在失败时——最好的国防心理，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
而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
中国历史上军人伟大，又在于其主要骨干还是文人。
无论是唐代以前将官的文武合一，还是自古至今文人随军作为军师的角色，都体现中国军人的多方面智识和修养。
具体举例亦有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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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一向看重人文精神，所有学派思想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
总该以文化来领导政治，不该以政治来领导文化。
中国人所讲的道，是稳定社会的基础。
前文流品社会所谈到的“士”是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
中国人的教育与理念，离不开“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这是一种道德人格之尊严——道，是中国人教育哲学的毕生追求——耶稣背后是上帝，圣贤孔子的背后则是中国人的“道”。
与范文正相交谈之后的张横渠，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每每从不同来源读到横渠四句，都难以抑制地为之感动甚而落泪。
中国人之所谓道，是我眼里最伟大的存在，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别人，为大众，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意义。
“任何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这社会才能团结存在。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凭依。
这一个对象，为人人所共同情愿相之低头而受教。但这个中心与对象，却不该把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来充当。同时这一个最高的目标与对象，又须人人可以走的道，人人可以爬得上，否则岂不变成了一个专用来压迫人的东西吗？——此在中国，便是人皆可以为圣的道理。”
直白地说，中国人从心所接收到教育，目的就在于成为“圣人”——圣人是一种人格尊严，人人可做，是最自由、最平等、最博爱的，有当于人心所共同要求的；可崇拜、可敬仰、可奉为教育最高理想的合理的对象。
1951年的钱老说：“此后中国的教育，应该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但国家民族是空洞的，只有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此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才是真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 1951年的话，送给2021年的国家。
“当前最大的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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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
此一节书中原文实则蛮有意思——“历史如戏剧”——是我结合这一讲以及自己已有知识的理解而有感而发的。也正因此我实在不便妄加梳理，只做一概括——
书中根据地大物博之中国不同地域的划分与风俗，还有历史长河中这些地理舞台所诞生的人物角色一同讲解，概述从经济到文化，各个领域的大同和小异，必然或偶然。
这一角度的历史解读，很契合我所钟爱看一些历史依据小说，还有历史正剧的习惯（推荐《大明王朝1566》《贞观之治》），诸如我这种门外汉，若对历史这一个大学问有星星之火的兴趣，从“历史是演戏，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的角度，而选择某特定地方志或人物传记入手，是较为合适且不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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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是道德的精神。
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达到的。
首先认识一下近代西方的三大精神：
个人主义精神——希腊精神；
团体组织精神——罗马精神；
宗教精神——希伯来精神。
与之相比，中国文化精神是道德精神。
有关“中国道德精神”的内容实则可以与前文的“历史精神”和“历史上的教育”相融会贯通地理解：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积极争取蕲向达到的——中国历史乃因此种道德精神而言尽。
而中国传统两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是：
一、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信仰人的天性总是向善的；
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朽，没有超越了人世间的另一种不朽——人类只有在此现实世界里的一切行为和道德精神，才是他真实的生命。
此“性善论”与“现世论”乃构成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如前文“复活历史知识”和“重建道统”一样，钱老提到，如果我们能再把为自己历史、文化、民族作基础的这一种道德精神重新唤醒，我们当前（1951年）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道德” 也并非如“法律”一般由外界给我们约束，而是人类自己的内心要求，是“人类的天性种出文化的美果”。
与之相比，知识和权利是没有价值的，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罢了。
若要将书中的理论化用为对于人生的指导理念，不妨理解成：我们需凭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不该由环境来排布生命，决定人格。
行文至此，我已将《中国历史精神》的全部正文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加上我个人阅读过程中的一些谬论愚见。
写作本文的意义，除了对知识的二次巩固，最主要的是我开篇所说的“与君共勉”。
还需重申，钱穆先生并不见得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更不见得绝对客观与正确，但书中如此多而丰富的知识点，我印象最深，也希望诸君勿忘并为之践行的是这三句：
“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
“重建道统，这个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凭依。”
“把道德精神重新唤醒，我们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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